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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改造国民性思想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影响

时间:2011/5/10 8:18:21|点击数:

 

“当勉为爱国之国民”

 

  1903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仑知理之学说》文中谈到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时说到:“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渐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但当其未联合以并一国之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1]梁任公指出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民族与国家不同,民族只说明一个人的属性,但它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国籍。更不能说明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应具有的人格、国格、责任和要求,即国民应具有的国民性。孙中山晚年在做三民主义演讲,讲到民族主义时指出:“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民族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所以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由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同组成,它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代表中国,所以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对自己的国家也具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和义务。中国国民是由中华民族各族的成员构成,而这种成员必然具有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来源于各族人民的共同生活,来源于它们的创业精神,也即是来源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专从人类历史文化进展以及人类社会之日常人生与大群共业为出发,而依然即此为归宿的。”[2][i]各民族应是平等的,但民族又是分等级的,所以民族内的成员不可能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但成员之间应该是互助的,要“济弱扶倾”,要共同进步。作为一国之民当然从事的职业和贡献大小有不同,但作为国民应具有一国之民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所镕铸的人格、国格。所以,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的共性,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特性。1908年《东方杂志》第5卷第6期发表《论中国之国民性》一文提出国民性就是“各国国民所独具之性质”,“无论何国,其国民之性质,亦必被其国之位置及境遇浸染而成色。”所谓“独具性”是就世界范围而言,而就一国的国民性而言,它是一国国民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有特性。鲁迅在杂文中则经常把国民性与民族性概念等同使用,如果将中国的国民性视为中华民族的特性而言也可作如是说,但具体到中国的国民性,即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人的德性”、“中国人的特点”、革命党人所说的“中国魂”,均属于中国国民性的内涵,指的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性。

  “中华民族”的称谓始见于20世纪初,“最初用来指汉族,辛亥革命以后,即已用来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3]它的含义是包括历史上和现在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总称。中国的国民性就是指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经过长期融合、陶冶、凝聚起来的中华各民族的个性而形成的带有普遍性(或称共性)、代表性的特征。孙中山说:“国与民弱且贫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4][ii]国家靠国民来维护,国民素质差,国家就贫穷,所以要救贫,首先要救民,只有采取正确的办法去救民才能救贫,才能拯救国家。想改良国家,提高国民的素质,关键在于教育发达,在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于树立人的道德观,造就高尚的人格。“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5][iii]“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即所谓“人为万物之灵”。[6][iv]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之上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个最高目的,则人不能利已,要重于利人。孙中山指出:“人人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人力愈大者,当尽其才力,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7][v]人只有树立利人、利国的思想,立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乐于奉献,才能达到现代国家对国民的基本要求。然而,孙中山看到“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象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有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8][vi]宗族意识是封建时代的落后意识,这种意识教人为小家去大家,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不愿去为国家牺牲。这种意识与近代民族国家对国民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但由于中国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任何人都感到无奈。孙中山为了改造国民性,他做了研究,并向国人指出:为什么中国人只有宗族观念,而无国家思想?他说,那是因为“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所谓国家者,亦不过君主一人一姓之私产,非我国民所有也。故人民无国家思想,且无国民资格。”[9][vii]无国民资格便很难建立民国,所以在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树立国民的意识和爱国的思想,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孙中山便反复强调:欲图根本救治中国,“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10]“根本救国,端在唤醒国民。”[11]“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12]“今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处此竞争剧烈之时,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13]也即是说,中国由国民所造成,惟有第一等的国民才能造成世界第一等的民国,所以只要“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14]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体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以及文明的程度,没有高素质的国民,不可能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因此孙中山便形成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成就什么样的国家的观念,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共和国,全赖国民的参与,以及国民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因此在全中华民族各民族中树立国民意识便成为孙中山一项重要的议题。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规定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15]所谓三民主义就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谓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16]“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所谓的“大中华民族”,就是包含全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所谓“民族的国家”即中华民族的共和国家。而“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7]也即是中国的国族主义。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讲到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时指出:“如果中国人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国民,已经到了不得了的时代,首先把各姓的宗族团体联合起来,更由宗族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这个大团体就是中国四万万人的大团体——国族。有了这个大团体无论什么外国用什么兵力、经济和人口来压迫,我们都不怕他。”可见,国族就是中国各民族团结的意思,就是各民族大联合的意思!它的真正目的在于振奋民族精神,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民族的地位。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算是惟一的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直至现在“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人口最多最大的民族”。孙中山说:“这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18]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斗天斗地适应自然和具有团结意志和创新精神的表现。然而,孙中山则认为,中华民族处于今日世界激烈竞争的潮流中,受到列强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空前严重。此后中华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还可以支持100年,如果兼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10年。这10年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10年以内有办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19]孙中山在此时强调提倡国族主义就是要救危,就是要结合四万万中国人组成一个坚固的民族团体,用大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和建设。[20]他希望今日中国的国民大众,“当勉为爱国之国民”。[21]由此可知,孙中山在此时期强调提升民族意识,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用意志和决心去抗拒侵略,用和平方法去对抗霸道行动,用全民的力量去捍卫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追求人的近代化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改造国民性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课题。

  真正的爱国者,既要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又要勇于发现民族性格、国民中不良性一面并力求克服它,不断地改造它。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民风纯朴,国民勤劳、勇敢,崇尚自由,为人谦和,爱好和平。正如孙中山所指出:“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22]正由于中国人热爱和平,故孙中山指出:“中国决无帝国派之野心,决不扩张军备”,[23]更加不会称霸世界。根据中国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品性,孙中山一再强调一旦革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完成,不但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所以,孙中山指出,中国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也要善待世界各国人民。中华民族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存在着某些与时代不符的不良习性,所以改造国民性是社会发展所必需,也是人类本身发展的必然。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专制国家,在霸道主义的侵凌和落后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下,自然经济和封建的意识给中国人的心理、思想和意识都带来极其沉重的污染,使国人具有愚昧、偏私、奴性、苟安、守旧和缺乏自信等弱点。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不是要不要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应该怎么样认识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以及如何更快地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过去,我们对梁启超的“新民”和新时代中国国民应有的“德性”,以及鲁迅的“立人”及其揭露中国人在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的遗毒下造成的愚昧落后,麻木不仁,自大好古的“民族劣根性”重视不够,还有人对梁启超、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张提出批评;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改造国民性的认识也产生误解,致使改造国民性,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教育一波三折,未能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效果,不能通过实现人的近代化,达到工业和社会近代化的目的,这是中华民族在前进中的一大失误。承认中国人的落后,不等于就是妄自菲薄,相反只有承认落后,才能有决心地消灭落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就严肃地批评中国人“素自尊大”,不能虚心向先进民族学习,所以社会不能进步。在《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又指出:“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文人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24]中国人这种盲从习性,造成中国人对于“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25]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发表演说,他指出:“试看民国已经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26]对此,包括我本人在内,过去也曾批评过孙中山对国民的认识估计过低,通过“训政”来教训国民的做法。现在想起来要推行民主政治,建设现代文明的社会,人民的素质过低,的确困难重重。现代民主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如果国民奴性十足,对什么事情都畏首畏尾,没有新的思维,没有创新精神和没有敢为人先的意识,这种国民性对中国的振兴的确影响甚大。所以,对国民进行教育、培训或“训政”也是社会进步,推行民主政治所必需。1920年11月5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复函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时又强调:“中国通病,在一个伪字”,这种积习不改,就无法“导人以诚”,否则“求统一而去统一愈远,言和平而破坏和平愈甚。”[27]孙中山晚年在三民主义演讲时,在谈到修身、齐家、治国时又指出:我们中国人不仅正心、诚意这些内治的功夫做不到,就连修身、齐家、治国的外修功夫也还没有做到,所以本国便不利自治,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孙中山说,别的暂不去管它,仅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功夫就很缺乏。除非来中国住上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象英国罗素那样有学问的哲学家才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优长,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孙中山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一些平常的举动都不讲究,难怪人家瞧不起。对于中国人的鄙陋丑劣行为,孙中山总是不客气地指出来,这是为了引起咱们中国人注意改正,提高个人素质。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举出不少例子说明中国人修身功夫欠缺,对于中国国格的影响,并提出批评。孙中山说:中国人初到美国时,美国人本来是平等看待,没有什么中美人的分别。后来美国大旅馆都不准中国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自修的功夫。孙中山指出,有一次在船上他和一位美国船主谈话,船主说:“有一次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毯上吐痰,真是可厌。”孙中山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毯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象那位晚清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毯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孙中山说:“便见中国人举动缺乏自修的功夫。”孙中山又以外国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为例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济济一堂,各乐共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孙中山指出:还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米(Excuse me,意思是‘对不起’)”,孙中山指出“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也许有人会说“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孙中山指出:“此更为恶劣之谬见”。[28]孙中山将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这些例子,举出来教训中国人,他不是在有意给咱们中国人过不去,而是要大家正视这些丑劣举止的不良,如不重视改正势必影响对外交往,也有损中国的形象。中国民族不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的素质,学会文明礼貌,改变中国人粗野的弊端,就人的文明性这一点而言就很难追赶世界文明国家的进步潮流。孙中山举上面一些例子在一些人看来只是小事一桩,好象不足挂齿,但若从只有人的进步才有社会的进步,只有实现人的近代化才有社会的近代化来看,这正说明孙中山的“人本”思想是在于教人从小事做起,从提高普通百姓的素质做起的苦衷。中华民族人口众多,但教育落后,人的综合素质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后劲,只有将人与教育,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才能有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

  概括起来,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以民族自救为出发点,他着眼于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追赶世界潮流,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美品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良习性,改造那些不良习性,正是中华民族重振雄风,恢复民族精神去改造我们的社会,建设我们国家所必需。不改造本民族落后的习性,则不复有本民族精神的复兴,而不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国民精神,则不会有中国人的近代化。孙中山指出:20世纪之世界是科学互竞之世界,因此他对于菲律宾碧瑶华侨成立“爱国学校”表示祝贺,对他们“作育吾国侨菲之青年子弟,由非途轨进,而为他曰研钻高深之学科,以与世竞,抑以供献祖国”的行为给予肯定。[29]可见,通过教育、发展科学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树立竞争意识,追求中华民族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便是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旨。

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它虽是中国的“国族”,但它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包含56个民族,大民族包含小民族,这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中国的“国族”的含义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它不是56个民族的相加,也不是严格“民族”概念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公民的集称,各民族居住在中国国境之内,各民族具有不同习俗,但享有共同利益,并在同一领地上承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利害关系。然而,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中,谁也不能代表谁,它只能以自己独立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作为“国族”,但不等于它已不独立存在。所以,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体的情况下,很难从概念的层次来讨论中国的“国族”,在这里中国“国族”——中华民族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正如英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所言:“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由此观之,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30]这个现代民族的新义基本符合中华民族——国族的含义。目前,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的每个民族都存在它的特性和特点,但作为中华民族又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文字语言除个别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外,多数民族都共同使用汉语、汉文,由于它们长期共同生活在东亚大陆这个具有完整结构的地理单元,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也大同小异。正由于它们长期来杂居在中国各处,共同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造成它们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环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格局。所以正如我国社会学、民族学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所指出:中华民族实体是“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31]孙中山作为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高瞩远瞩,通过了解世界诸多国家的民族,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可能带来的混乱和思想困拢,以及建立“民族国家”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的大爆发,造成不同民族社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他及时地指出发扬民族主义,造成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族意识。通过重构中华民族实体,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传统,营造宽松、融洽、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的环境。通过这些方法有意识地削弱和破坏中国的宗族、家族政治传统,改善民族关系,改组社会结构,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从分裂的社会和政治多元的局格中运用民族主义理论寻找替代物——国族主义,又通过国族主义对国民提出新的要求,通过思想革新,唤起国民的觉醒实现救国和振兴中华的目的。有学者将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称为“乱世的潜流”,[32]这种比喻大体上说是不错的。因为,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任务,所以“用民族精神来救国”是近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和文人学士最唱响的声音,正是这种声音“乱世的民族主义潜流”将中国各族人民冲向政治的前沿,接受时代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挑战。

  为了处理好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可能产生的问题,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族主义讲演时,他将亚洲人与欧洲人相比较,又将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较,从而他得出结论,即白人能做的事,黄种日本人也可以做,而日本人可以做的事,中国人也可以做。所以,“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33]“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有许多优点。”[34]可是近来200多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进步,中国则不及欧洲。而退步的原因不是中国人愚蠢和不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不思进取。因此,孙中山提倡除了发展经济,增强政治能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凌外,他又提倡在国内除了发展汉族人口外,对“中国的土人苗、傜、僚、僮等族”也要增加人口。[35]其次必须改变中国人一片散沙,没有国家观念的状态,形成“敬宗收族”的国族观念,改变过去“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的意识,[36]形成一个极大的国族团体,实现《尚书》所载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37]协和兴邦御敌保国的局面。最后,孙中山强调要正确地处理中外文化的关系,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东西,作为造成中国民族大团体——国族的文化基础,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的精神,实现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和“欧美并驾齐驱”的目标。[38]

  由此可见,孙中山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基于救亡图存的心理,是基于既要反对西方列强,又要学习西方列强先进科学文化双重挑战而作出的选择。他一方面,生怕中国的落后造成中国人心的缓散,招致民族的分崩离析,通过强化国人的危机感,唤醒国人的强国意识;但他又怕过多地强调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作出学习西方文化选择带来国人心理结构的危机,产生依赖价值观,使历史的进步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一态势下,孙中山为了寻找心态的平衡,他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作为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背景。然而,尽管他做了很多关于维护传统文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解读,但由此又模糊了他的文化选择,他没有能够为中国文化的重构作出明确的导引,他强调弘扬传统文化来对待新文化的冲击,但由于新的文化应如何调和,如何改造没有明说,所以又造成中国文化在变迁中产生逻辑对历史的排解和民族性对时代性的抗拒。

  总之,孙中山看到中国人的素质、国民性格对国家兴亡的重大关系,因此他提出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之华,补以他国民族精神之粹,以涤除民族的劣根性,铸造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奋发图强,大步前进。在孙中山的许多讲演和文章中,他都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要与世界民族平等,要有中国真正的独立。所以,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改变“奴性”,树立独立的人格。因为国民没有独立的精神,必然是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对别人阿谀媚人。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必须要具有近代“文明的独立精神”,将独立精神与“济弱扶倾”精神结合起来,造成新时代中国国民的新品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便是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基本出发点。

  改造国民性是时代的主题。社会变迁,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物质建设的骄人成就,便是社会的文明、富裕和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历史没有原貌,社会是在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人类也同历史一样是在不断地进步和提高,由蒙昧无知到聪明、觉醒。它不断地扬弃劣根性,使自己同时代发展日趋同步,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所以,改造国民性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必然。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和主张,是他阔步走向世界,追赶时代潮流,祈盼中国社会进步,并与“欧美并驾齐驱”的生动体现。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沉睡到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昂扬阔步走向世界,寻求自己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我们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也尚未进入现代社会。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国民,兼具有两种文化类型的因素,具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形成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和不稳定的功能。所以,孙中山、梁启超、鲁迅等知识精英,通过呼唤改造国民性来树立新国民的性格,他们呼唤改变旧的价值观,树立新的价值观就是要导引我们走出精神的迷失,走向现代社会,做出我们的选择,为实现美好的理想建立大同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现实性、时代性,他的人本思想是一个期待开发的研究课题。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10月4日出版),参见台湾大孚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印行,《饮冰室全集》卷2,第15页。

  [2] 钱穆:《中山思想之新综析》,参见《中山思想要义》,台湾书店1994年版,第148页。

  [3] 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91年版,第53页。

  [4]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5]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页。

  [6] 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7] 钱 穆:《中山思想之新综析》,参见《中山思想要义》,台湾书店1994年版,第155-156页。

  [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185页。

  [9] 孙中山:《在芜湖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7页。

  [10]孙中山:《复廖凤书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页。

  [11]孙中山:《复黄玉田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6页。

  [12]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

  [13]孙中山:《在南昌军政学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6页。

  [14]孙中山:《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0页。

  [15]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党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16]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72页。

  [1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4页。

  [1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页。

  [1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页。

  [2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页。

  [21]孙中山:《在广东中国同志竞业社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9页。

  [22]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8页。

  [23]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1页。

  [24]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52页。

  [25]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页。

  [26]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00-401页。

  [27]孙中山:《复靳云鹏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5页。

  [2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8-249页。

  [29]孙中山:《菲律宾碧瑶爱国学校祝词》,《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58页。

  [30]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1页。

  [31]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32]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0页。

  [3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页。

  [35]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页。

  [3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9页。

  [3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9-240页。

  [3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作者:林家有